理过其辞反义词

南朝·梁·钟嵘《诗品》节选译文

节气更替使万物萌动，万物的变化兴衰，又使人受到感触。所以情感激荡，这种情感在歌咏舞蹈中表现出来。想要用来照亮天地人三才，辉映天地间万物，召唤神灵享用祭品，把世间幽微昭告上天，惊动天地，感化鬼神，再没有什么比诗歌更为有效的了。从前虞舜时《南风》歌辞，《卿云》颂歌，它们的含意十分深远。《夏歌》说“郁陶乎予心”，楚地歌谄说“名余为正则”，虽然诗的整体还不够完备，但它们大体上可以算是五言诗的滥觞吧。到漠代李陵，才创立五言诗的名目。古诗的时代离现在已很久远，它们的作者和写作年代，都很难考察清楚，但从它的内容和风格来推断，应当是漠代的作品，并不是周末衰败时期之作。从王褒、扬雄、枚乘、司马相如等人以来，都在辞赋创作上争强斗胜，各显神通，而诗歌吟咏却从未听说，从李陵李都尉到班婕妤，将近一百年间，虽有妇人在其中，但也衹有一人而已。作诗的风气，骤然中断了。后汉二百年中，衹有班固的《咏史》诗，质朴而没有文采。到了建安时期，曹操父子，酷爱文学;曹植兄弟，作品繁茂，实为文坛栋梁;刘桢、王粲，在他们左右壮大声势。还有攀龙附凤，自愿追随他们的，大概将近一百人。人才济济的盛况，算是在这个时代出现了。逭以后，文坛逐渐衰落，直到晋代。太康年间，张载、张协、张华三张，陆机、陆云二陆，潘岳、潘尼二潘，还有左思，他们勃然兴起，复兴文坛，追踪曹氏父子，继承建安时期的流风余韵，遣也正是五言诗的中兴时期。永嘉时代，看重黄、老之说，崇尚玄言之风，这个时期的诗歌作品，重在谈玄说理，压倒内容文采，读起来淡然无味。至于到了晋朝南迁，这种风气的余波依然流传，孙绰、许询、桓伟、庾友等人的作品，都质朴平板，好似《道德论》，建安风骨丢失殆尽。这以前，郭景纯凭藉他俊逸出众的才华，革新诗体;刘越石依仗清正刚健的作风，推波助澜。但守旧派多，革新者少，他们没有能够影响文坛风气。到了义熙年间，谢益寿以他文采斐然的作品继之而起;元嘉初年，出现了谢灵运，他诗才高妙，创作丰盛，文辞富丽华赡，无人能舆他相提并论，他实在已经超过了刘越石、郭景纯，压倒了潘岳、左思。由此可知，陈思王曹植是建安时期的杰出人才，刘公干、王仲宣为他壮大声势;陆机是太康时期的精英，潘安仁、张景阳是他的左右臂膀;谢灵运是元嘉时期的雄才，颜延年是他的辅佐。这些人都是五言诗的领先人物，是以他们的作品名著一时的杰出人才。

说到四言诗，文字简约而含义深远，假如能够仿效《诗经》、(楚辞》，就能有很大的收获，但是常常苦于文字烦琐，表达的内容却很单薄，所以世上很少有入学写四言诗。五言诗处在诗歌中的关键地位，是各种体裁中最有趣味的一种，说它符合一般人的要求，不正是因为它在述写情景、抒发感情、描绘事物等方面，是一种最为详尽、最为贴切的体裁吗?所以<诗》有六义，其中第一叫兴，第二叫赋，第三叫比。文辞已尽而含义未尽，就是兴;藉其他事物来表明自己的思想，就是比;直接描绘事物，用言辞来描摹事物情状，就是赋。弘扬《诗》的逭三种表现手法，斟酌情况使用它们，用风骨去增强诗的内容，用文采去润饰诗的文辞，能使品味诗的人觉得其味无穷，听到诗的人感情萌动，这是诗中的上乘作品。假如衹用比、兴手法，其毛病在于含义过于深奥，含义深奥就会使人感觉文辞艰涩。假如又衹用赋这种手法，那么毛病就在于意义浅显，意义浅显就显得文辞松散，因而油滑浮泛，失去控制，显示出芜杂混乱的毛病。至于春风春鸟，秋月秋蝉，夏云暑雨，隆冬严寒，这都是四季的变化使人产生感触而写入诗中。嘉节盛会藉诗以表达情谊，离别友朋藉诗以表达愁怨。至于楚臣屈原被放逐，汉姬昭君离宫庭，有的人尸横塞外，有的人魂逐飞蓬，有的人负戈戍边，有的人威震边塞，边塞游子天寒衣单，深闺妇人思亲泪尽。又有士人辞官出朝，去而不返;美女入宫受宠，倾城倾国。这种种情况，都激荡人们的心灵，不用诗歌吟颂怎么体现自己的思想，不高声吟咏怎么畅抒自己的情怀?所以说“《诗》可以交流大家的情感，可以表达悲愁哀怨”。要使处在窘迫贫贱之中的人安定，要使孤寂幽居的人没有烦闷，没有什么东西比诗更能起到这种作用了。所以文人雅士，没有谁不爱好诗歌。现在在士人百姓之中，这种爱好诗歌的风气更为炽盛。刚刚学会穿衣走路的小孩，刚刚进入学校的儿童，就一定会津津乐道，在诗的领域驰骛。于是平庸之作，杂乱之句，都俨然以诗的流派的身份出现。至于富家子弟，更以诗文不及别人为耻辱，整天修改，日夜吟咏，自己看来，认为是精炼贴切的警策之句，在大家看来，不过是浅陋笨拙的平庸之作。更有一些轻薄狂妄之徒，嗤笑茎植、刘桢的诗作古板拙劣。他们认为鲍昭是恬静闲逸的羲皇上人，谢跳古今独步，无与伦比;但他们仿效鲍昭始终赶不上“日中市朝满”之句，学习谢跳也仅仅学到“黄鸟度青枝”之类的句子。这些人衹是自己弃绝高明的见解，无法进入文学的领域了。

我看那些王公贵族、士大夫之流，每每高谈阀论之余，何尝不把诗歌作为口实，任随自己的愿望，提出不同的见解，把性质完全不同的事物混为一谈，邪和正位置颠倒，争论不休，没有准确的标准。近来，彭城型童是位精于鉴赏的士人，他不满遣种混乱的局面，想撰写一部当代的诗品，他衹在口头上加以品评，但未能写成文字，我受到他的影响而撰写《诗评》。从前有分成九品评论人的方法，《七略》也曾裁定士人的品位高下，但拿他们排列的品第和实际情况相对照，实在有很多不恰当的地方。至于诗歌创作技巧，一比较便能清楚地知道高低优劣，以同类的事情来说明，大概跟下棋差不多。当今皇上，凭藉他生而知之的出色才气，体察深奥幽微的情思，文章可与日月同光，学问可通人道天理，从前，尚未登上皇位的时候，已被人们称做文界之首，何况现在天下已经统一，人才奋起，纷纷聚集，抱玉握珠的俊逸之士比肩接踵地涌现，本来就已经睥睨汉、魏，不再放在眼中;气吞晋、宋，自觉高出一筹。这样的盛况，确实不是凭藉山歌野老、街谈巷议，就敢于分别品第。我现在收录的文字，大概衹能流传于乡里街巷，等同于谈资笑料而已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