仗节死义文言文

宋·苏轼《上皇帝书》节选译文

夏季，四月，丁酉(十七日)，哀帝任命王嘉为丞相，任命河南太守王崇为御史大夫。王崇是京兆尹王骏的儿子。王嘉感到当时的政治严苛，担任郡国守、相的官员变动频繁，就上书说：“我听说圣王的成功，在于得到贤能人才的辅佐。孔子说：‘人才难得，难道不是这样吗!’因此，‘选立诸侯的继承人，只要多少像其父祖的贤能就可以了。’虽然不能完全和父祖一样贤能，但天子可以为他选择良臣，任命贤卿来辅佐他。他住在此封国里，代代受到尊重，然后广大士民才会归附，因此教化得以推行而大治的功业得以建立。现今郡守的职权重于古代的诸侯，过去总是精选贤才担任郡守职务，然而贤才难得，为了擢升提拔可以胜任的人，或有起用囚犯的事例。从前魏尚犯罪被羁押监狱，汉文帝被冯唐的一席话所感动，派使者持符节去赦免了他的罪，任命他为云中太守，匈奴对他深为畏惧。武帝从囚徒中选拔出韩安国，任命他为梁国内史，使得刘氏骨肉得以平安。张敞为京兆尹，犯了罪应当被免职，狡猾的小吏知道后故意冒犯，张敞逮捕他，把他杀死。死者家属鸣冤，使者再次进行审查，弹劾张敞凶残杀人，上奏天子要求逮捕他，宣帝搁置不批，不久，免罪。张敞逃亡十来天后，宣帝征召他，授为冀州刺史，终于能够才为所用。前代君王并非偏爱这三个人，而是看重他们的才干对国家有益。孝文帝时，官吏担任公职长期不变动，有些人养了儿子、孙子，就以官名为姓氏，如仓氏、库氏就是管理仓库的官吏的后裔。那些官秩在二千石的高级官员，也安于官位，乐于任职。然后上下互相期待勉励，没有苟且混世之心。以后情况逐渐有所改变，公卿以下官员层层互相督促，要求严苛紧迫，又多次更改政事，司隶、部刺史检举弹劾官吏十分苛刻，细微的过失都不放过，还揭发宣扬别人的阴私，有的官吏在位只数月就被罢免，送旧官回乡和迎新官上任的人，交错行走在道路上。中等才干的人，苟且容身以求保全;下等才干的人，常心怀恐惧反省自己，一切都为自己打算的人很多。二千石官员越来越被人轻视，属下官吏和百姓对他们很轻慢，有的抓住他们的轻微过错，扩大成罪状，向司隶、刺史报告，或崐者上书朝廷检举。广大百姓发现二千石官吏那么容易扳倒，遇到小不如意，就产生背叛之心。前些时，山阳亡命徒苏令等纵横郡国，官吏和武士面对危难，没有一个肯以死尽节的，这是因为郡国守、相的威信和权力早就被夺去了。孝成皇帝感到懊悔，下诏书说，对二千石的官员不加以‘故意放纵’的罪名，派遣使者去赏赐他们黄金，安抚他们的情绪。这确实是由于国家有急难，需要二千石的官员出力解决，只有二千石官员受到尊重而难以被危害，才能驱使属下。孝宣皇帝爱护那些善于治理百姓的官吏，有弹劾他们的奏章都留在宫中不批复，逢到颁发赦令时便一切都解决了。以前的惯例：尚书很少把弹劾奏章交付有关机构查办，为的是怕骚扰百姓，取证、审查、逮捕下狱、处治，有些人就死在狱中。弹劾奏章上都必须写有‘胆敢控告’的字样才交付有关机构查办。希望陛下留意选择贤能的人才，记住他们的善绩、忘掉他们的过失，容忍臣下的缺点，不要求全责备。二千石、部刺史、三辅县令中有才干称职的官员，从人情来看，难免会有过错，应该宽容忽略他们那些小过失，使尽力供职者受到鼓励。这是当前最紧迫的大事，关系到国家的利益。前些时苏令造反，朝廷打算派大夫驱逐盗贼，并调查苏令起兵的原因，当时现有的大夫中没有可用的人选，就征召令尹逢，授为谏大夫，派遣他去。如今众位大夫中有才能的非常少，应该预先培养可造就的人才，才能使其赴难时不惜以死报国。如果事到临头，才仓猝寻求，这就不能表明朝廷有人才了。”王嘉并趁势举荐儒家学者公孙光、满昌，以及干练能干的官吏萧咸、薛，他们都曾是卓有声誉的二千石官员。哀帝采纳了王嘉的建议，任用了他们。